莫斯科军工援华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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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6 22:22

  《航空档案》月刊2005年第2期文章建立独立完整的航空工业,是中国人民的长期夙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实现中国人民这一伟大夙愿创立了根本保证和前提条件。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宣布成立,建立航空工业以作其后盾,就十分紧迫地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又催生了新中国航空工业。

  运筹帷幄,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议研究,指明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道路、方针,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

  未雨绸缨。早在1949年3月航空局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酝酿创立航空工业了。1949年8月,中央派刘亚楼、王弼等参加率领的中央访苏代表团,具体商谈苏联帮助建立中国空军的各项事宜。同时,苏联政府应邀派出航空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院院长博伊佐夫等来华考察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条件,指导拟制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1月14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委王弼与苏联顾问科托夫、普鲁特柯夫联名向主席呈送了关于组建航空工业队伍和建立工厂、学校、研究院以及开展修理、制造等计划、步骤的全面建议报告。年末主席访苏时也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问题。斯大林承诺援助中国兴建大型项目,包括设计、提供成套设备、派遣专家。这当中也包括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建设。

  1950年1月5日,刘亚楼与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联名向中央呈报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意见》,详细提出了建立航空委员会、航空工业管理局以及建设工厂、研究院所、学校的建议。3月,重工业部还设立了航空、汽车工业筹备组,由副部长刘鼎兼任组长。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研究,考虑到新中国刚刚诞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决定暂缓建设航空工业,飞机修理由空军担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并把战火烧到了我国鸭绿江边,还派遣空军不断侵入我国东北狂轰监炸。10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虽然打了几个大胜仗,挫败了美军的嚣张气焰。但敌人欺负我们没有制空力量,派出大批飞机轰炸我地面部队和交通运输线,我本土领空也受到严重威胁。全国上下都认识到,要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要想保卫我国神圣的领空不受侵犯,必须建立强大的空军,必须创建中国人民自己的航空工业。

  但当时发展航空工业,确实困难很大,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争取苏联的援助。在一次财委会上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谈了上面的这些看法,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李富春、深表赞成。不过,他们说,还要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因建立航空工业要花很多外汇,要做许多说服工作。何长工说,困难确实是很多,只要毛主席点了头,斯大林那里由我去拜佛。后来何长工代部长把自己的想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表示支持,又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认为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应该早点抓。毛主席拍板了,问题就最后定下来了。

  当时确有不少同志反对先抓航空工业。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状况又不好,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穷得叮当响,还去搞尖端航空工业,这不是想入非非吗?“小孩子不会走就想飞呀!”有的同志甚至带着讽刺的口吻对何长工说:“你这个跛子,还想上天啊!”何长工回答说:“我这个跛子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跑了半个中国,跛了大半辈子了,现在也该上天了!”好在周总理、陈云、李富春以及一些元帅、将军们都赞成创建航空工业,毛主席又点了头。

  1950年12月下旬,一个决定中国航空工业命运的会议在北京中南海西华厅召开。周总理主持会议。他目光炯炯,神色凝重。参加会议的有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会议的主题是创建航空工业及其道路、方针和争取苏联援助问题。此时,距离朝鲜战争爆发不过五个月,距离我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不过两个月,前线战事紧急: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给养受阻,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的飞机装备我志愿军,夺取制空权……

  经过连续几次热烈讨论,最后周恩来总理作总结。他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实际出发。中国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

  周总理的总结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会议还决定,派出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我国创建航空工业问题。临行前,周总理谆谆嘱咐: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规模要搞小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作战。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还很穷,搞大了没有力量。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谈判时原则上依靠他们,一定要争取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把航空工业建立起来。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何长工风趣地问:“我这个代表团团长权力有多大?”总理说,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

  飞向莫斯科,载负着特别使命,带着总理的嘱托,一个老游击队员操熟练英语、法语、德语,惊呆四座,经过一个多月交锋和努力,达成的协议当天获得斯大林批准

  1951年元月1日,北京西郊机场,何长工率领代表团乘苏伊尔-12飞机,迎着新年的曙光起飞,经齐齐哈尔、苏联的赤塔,飞往莫斯科。临登机前,陈云同志说,长工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意思是说中财委要着手筹措一大笔外汇,支持建设航空工业。

  苏联政府对这次谈判是很重视的。代表团一下飞机,就受到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迎接。我驻苏大使馆的一秘曾涌泉也到机汤迎接,并任代表团翻译。对葛罗米柯到机场亲自迎接代表团,曾涌泉很惊讶。他说:“这个第一副部长向来是不轻易到机场接送客人的。今天,他到机场接你们,你们是什么代表团呀?”何长工故意唬他,说:“我们是特殊代表团,现在还要对你保密。”其实,葛罗米柯对来自抗美援朝第一线的中国朋友是很热情的。他把代表团一直接到莫斯科一个高级宾馆,送进房间才回去。

  何长工(1900-1987),湖南省华阳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派去法国勤工俭学。曾与、朱德一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东北军工部长。

  段子俊,1913年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1932年被党派去苏联学习电讯工程,1937年回到延安。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军委三局科长、处长。“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奉命跟随彭真、陈云、伍修权奔赴东北,先后任东北联络分局局长、大连大学党委书记、大连建新公司副董事长等。

  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单独约见了主持这次谈判的苏方代表团负责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曾涌泉担任翻译。维辛斯基是苏联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外交家。他身着部长制服,袖口等处都镶嵌着金边,风度翩翩。代表团各位身穿普通西装,这在维辛斯基看来,有几分“土包子气”。从神态看得出,他有些看不起我们代表团。

  代表团意识到自己是新中国的使者,在他面前,既不能失新中国的国格,也不能失我代表团的人格,要不卑不亢,与他展开一场“舌战”。

  谈话一开始,他就不主张我们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他说,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看来,这笔生意不容易做啊!何长工说:“没有什么不容易,主席一个电报,斯大林大元帅一批准,不就解决了吗?”他耸耸肩,意思是说问题没那么简单。何长工用英语、法语同他争辩。何长工说:“怎么!你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不是傻瓜,更不是笨蛋,你们会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能学会。”他看何长工这个“土包子”并不土,几国语言说得很流利,很奇怪,很惊讶。他仔细打量何长工一番后,就问:“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我看你象个中学英文教师!”何长工说:“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22年,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

  会谈中,有不少争论。在激烈的争论中,何长工曾要求打电话给斯大林。对方听了很惊讶,连忙阻止,问:“你们给斯大林打电话干什么呀?”何长工说:“第一,斯大林把希特勒消灭了,世界人民得到解放,我们向他表示致谢和祝贺;第二,问候他身体健康;第三,告你的状!你是个爱国主义者,不是个国际主义者。你耍两面派,你又赞成,又反对,赞成的成份少,反对的成份多。”何长工这几句话对他刺激很大。他听后“哎呀”一声,接着说:“向斯大林告我的状,我还未见到过。我接见的代表团中,你是最‘调皮’的了!”何长工说:“我还是中等‘调皮’的,大‘调皮’的还没来。没有这些‘调皮’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怎么能打垮呀!”何长工又接着说:“维辛斯基同志,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才夺取全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呀!过去,你们支援过我们,我们感谢,今天,我们胜利了,虽然困难还很多,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多,经过我们的艰苦奋斗,再加上你们的援助,我们一定要富强起来,中国人有信心,有能力,强大的新中国的出现,对苏联,对世界革命,也是一个支援嘛!”

  维辛斯基对我国还是友好的,他主要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头脑中有些固有的偏见。有许多“担心”,如担心我们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了,又怕被帝国主义夺去,不放心。针对他这些“怕”,代表团又用中国革命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最后打败蒋介石的事实,说明中国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他被代表团的一席话打动了,态度转变了,诚恳表示接受代表团的意见,说:“要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了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说实话,代表团原先就估计到这次谈判会有斗争的,但没想到一接触就这么激烈。维辛斯基是这次谈判的主持者和领导者,如果不说服他,谈判的前景是很难想象的。代表团这次开门见山的“舌战”,虽然言辞有些激烈,也有些刺激,但没有出格的地方,效果也很好,基本上解决了要不要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问题,这就为下一步的正式谈判打下了基础。1月8日,正式开始谈判,共进行了18天。

  苏方参加谈判的是以维辛斯基为首的,包括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总设计院院长波依索夫以及国防部、航空工业部的代表在内的7人谈判委员会。谈判由维辛斯基领导,日常谈判由考瓦里主持。苏方给代表团派了两名女秘书,一名专门给团长保管文件,团长每次去谈判时,她把文件送给团长,回来后立即交给她,很负责,看得很严。另一位负责代表团的生活,照顾很周到。代表团进出都有保卫人员接送。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出色。由于代表团同维辛斯基“舌战”的胜利,所以正式谈判开始后要不要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参加谈判的大多数苏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很明朗,积极赞成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所以,谈判一开始,就直接洽谈援助什么,怎样援助的问题。这方面的争论也不小。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方针问题。我们的方针就是用总理提出的先搞修理,后搞制造。按照这个方针,苏联的援建项目不仅仅考虑修理的问题,而且要从长计划,考虑将来的制造问题。就是说,苏联帮助我们建厂时,从布局、土建、设备安装等方面,都要为将来的制造做好准备。但是,苏方对我们这个方针不很理解。他们提出,中国不需要搞航空制造业,需要飞机及器材,向苏联订货就行了。谈判只谈修理间题,至于制造,以后再说。代表团一再说明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据理力争。最终,苏方同意我们的主张,达成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全部工程由苏联包下来的协议,并决定待协定正式签订后,苏联即派八名顾问、一百名专家来中国。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修理的规模。双方议定,当年苏联帮助我们修理发动机2000台、飞机500架(主要是米格一9、15,图-2轰炸机,雅克-11、18和拉一9、11等),建设规模为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先改扩建六个工厂。

  在进行这次谈判时,代表团提出请苏联派一修理列车来华的建议。这种列车也叫列车工厂,约有35至40节车皮,工作人员在车上食宿。车上安装有车床,试验设备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台,并带有较齐全的零部件,能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中、小修理。代表团当时的想法是,来莫斯科谈判,不能光拿着一纸协定回去,还必须捞一把实实在在的东西。修理列车对抗美援朝是极需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援助中国的工厂在哪里设计。这个问题争论最激烈。苏方提出在莫斯科设计,然后把图纸送到中国施工。对他们的这一提议,代表团感到莫名其妙,在哪国施工,就应在哪国设计,这是常识性问题。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进行选点、水文地质勘探,设计才能进行。在莫斯科设计能符合中国的实际吗?如果不符合实际,又要修改。我们不能每天坐飞机往来莫斯科一北京之间!那样既费时,又误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苏方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能有他们的打算。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团坚持在中国设计,在中国施工。为求得他们的支持,代表团分别向苏方代表作了工作。最后,苏方多数代表都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多是青年人,中国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他们很想到中国显露一手。最后议定苏联派20名专家,到中国搞设计。这是这次谈判最大、最重要的胜利。这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经过18天的努力,谈判终于获得成功,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当天上午,将“协定”草案送给斯大林。据说,他中午没休息就审批,下午两点多钟就批下来了。他批示:谈成的草案要不断修正、补充。一定要支持中国兄弟办航空工业,中国的基础薄弱,我们要全力帮助。

  在谈判过程中,周总理始终密切关注,及时给予指示。在“协定”草签的头一天,何长工从莫斯科给周总理打电话,汇报谈判情况。总理一听是何长工的声音,就急切地问:长工,怎么样了?何长工答:谈判顺利,明天可以签字。随即何长工向总理汇报了在中国设计、修理列车等情况。总理说:这是对的!总理又问何长工规模有多大。何长工说,规模相当。总理说:要算细帐,他们一个卢布都是舍不得给的。何长工说: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场了。总理说外贸部长到场了还是要钱的,我们外汇不多,一下子过多地把钱用到航空工业上吃不消,其他工业就顾不了啦,你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减三分之一。为此,还专门发出电报,批评代表团“关于订购飞机所需设备,未经批准,即与对方做最后肯定,显较急躁……”代表团接总理指示后,当天晚上即按总理的指示修改了计划。2月19日,何长工和苏方代表草签了“协定”。

  协定”草签后,代表团准备回国。维辛斯基为代表团举行宴会送行。他举杯祝贺这次中苏谈判圆满成功,大家也为中苏人民的友谊频频举杯。维辛斯基还幽默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你下次再来时,希望你带两个飞行团在莫斯科红场降落!”何长工说:“也许带三个团来!”在场的人都笑了,宴会充满了诚挚友好的气氛。

  在苏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莫斯科工业学院、航空学院、航空工厂等,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欢迎和接待。

  2月26日,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根据考瓦里的建议,留下段子俊承办善后事宜:(一)、等待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协定”的正式批件。根据苏联的惯例,“协定”必须有正式批件才开始工作。3月10日,苏联政府原则批准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二)、具体落实修理列车事宜。经协商,苏联政府决定在两个月内从空军抽调一列修理车来华。(三)、确定对苏方派往我国的8名顾问、100名专家的待遇(均按一般技术专家待遇),并签定聘请专家合同,确定由中国偿付苏联因派专家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四)、根据苏方建议,研究并决定我航空工业局在莫斯科设立专门接收机构,派驻工作人员,并在满洲里也派驻1至2人,负责接收、转运资料、器材问题。

  回国后,陈云同志对何长工说:我方所提方案有两点很好:一是在北京设计;二是搞一个流动的修理列车,这样就能做到哪个机场的飞机被打坏了,修理列车就开到哪里去修理。他还带着赞扬的口吻说:长工,你这两下子很厉害呀,这是很大的胜利!你很聪明呀!

  1951年10月3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科瓦利代表双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和组织飞机修理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这项协定包括援建六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工具、材料和配套件等,以及派遣专家、顾问,总金额为3000万旧卢布。

  中央领导,苏联援助,新中国航空工业神奇般崛起在世界东方:不能忘记中央从四面八方向航空工业调集干部、技术人员,中央决定打开国家储备仓库,让航空工业挑选设备;不能忘记按照谈判“协定”,苏联派来专家,源源不断运来设备、器材

  在周总理的亲自组织领导下,紧张筹划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1951年1月2日,周总理给在沈阳的东北局发去一封电报:“现在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该局现只有段子俊一人为局长,拟以大连建新公司的全部人员(工厂除外)来组建航空工业局。如同意请通知陈一民来京接洽(陈系建新公司负责人)。明知东北干部困难,但航空工业局如向各地调人,七拼八奏,确难完成任务,故只有调建新公司全部机构,较为适宜。”陈一民很快就进京向周总理报到了。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对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任务、方针、组织领导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决定”指出:

  一、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发展。

  二、航空工业目前阶段必须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的原则,在航空工业发展到能集中力量制造飞机时,再把制造和修理分开。因此,决定将空军所辖的工厂,包括人员、设备、资财、厂房、厂址全部移交给航空工业局。

  五、为加强对航空工业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置于军委领导之下,并决定由、李富春、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等任委员,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

  195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全国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并财委。电报称:“为适应空军建设,根据中央决定,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修理工作,由段子俊同志任局长。搞航空工业是目前新的工作,具有高度技术性、政治性,今后修配任务重大,现有飞机修理工厂均需很好的加以重新扩充整理,困难很多。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望各大行政区党、政、军及工业部门,应大力予以援助,并及时进行监督指导。

  5月15日,何长工又以重工业部代部长的名义转发了政务院4月29日财政齐字81号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批准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并颁发《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方印、长章各一枚。航空工业局设在沈阳,这是研究后经周总理点头确定的,主要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当时工业建设重点在东北,从苏联运来的技术资料、设备、器材也先到东北。周总理的意思是航空工业局先设在沈阳,开展工作,是否需要迁京,视发展情况再定。当日,局机关在沈阳民生路69号开始办公(1952年4月5日迁北京西城福绥境38号)。

  之后,航空工业局紧张地与首批来华的苏联专家一同起草由飞机修理逐渐转向飞机制造的计划。1951年8月9日,航空工业局向中央报告了《航空工业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主要内容是在3至5年内完成由修理到制造的过渡。按照这一目标的要求,拟将南昌、株洲航空修理厂分别建成活塞式教练机制造厂及发动机制造厂,将沈阳航空修理厂分别建成喷气式飞机制造厂及其发动机制造厂,将哈尔滨航空修理厂分别建成轻型轰炸机制造厂及发动机制造厂。接到这个报告后,8月17日、李富春(国家计委主任)又联名给主席、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具体报告了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方针、建设规模及厂址等。8月20日,周总理审阅后,立即挥笔在报告的首页上批示道:“拟予同意,并请富春同志会同何长工与苏联专家据此计划,将今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算后报送财委审核。”军委副主席朱德阅完该报告批示:“即照计划进行”。副主席、陈云主任等领导,都先后圈阅了报告。8月21日,主席又在报告上作了最后批示“照办”。

  12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召开关于建立飞机制造厂及飞机制造厂要在3至5年仿制成功苏联雅克一18活塞式教练机和米格一15喷气式战斗机方案落实情况的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粟裕、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等。

  会上,李富春首先汇报了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安排情况。周总理说:“这个计划完成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等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随后,又对何长工说:“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去办。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我准备拿出来60亿斤。”他把手掌在沙发的扶手上用力拍了一下,随后口气缓了下来,“计划中,海军所需要的飞机应考虑在内。海军与空军的比例是20%比80%。海军组建21个团,空军88个团,至于海军所需要的飞机种类,由航空工业局与海军商量。”

  中央的决定得到了一致拥护和坚决执行。1951年4月,空军司令部和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移交工作会议。4月26日空军司令部颁发了关于空军16个工厂移交航空工业局的命令;5月11日又与重工业部联合颁发了关于航空器材的决定。5月16日移交工作全面展开,到9月14日移交工作完成,共移交16个工厂,各种设备2269台(件),人员5453名。同时,航空工业局还接收了兵器工业局划拨的2个工厂。

  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新中国航空工业诞生了。到1951年底,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航空工业已拥有工厂13个,事业单位7个,职工1.2万人,厂房面积26.1万平方米。中国航空工业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在苏联的帮助下,一批现代化航空工厂在废墟上拔地而起。

  沈阳黎明公司建在日本满洲飞机厂旧址上,沈阳飞机厂(现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建在日寇1935年建的木材厂和满洲飞机公司旧址上;哈尔滨飞机厂(现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动机厂(现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建在原东北老航空学校修理厂和从日本搬到哈尔滨平房的小型修理厂旧址上;南昌飞机厂(现南昌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在原第二飞机厂旧址上;株洲航空发动机厂(现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集团公司)建在原兵工二八二厂旧址上。

  这些地方,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和战败逃跑时的抢劫、转移、蓄意破坏,已经破烂不堪,几近废墟。有民谣形容说:“一片荒草窝,人少兔子多,耗子遍地走,乌鸦来唱歌。”哈尔滨平房地区还是日本侵华时,日军731部队细菌工厂活体试验杀人魔窟所在地。日本投降时,为消灭罪证,将所有建筑物炸毁,致使带菌鼠疫四散。1946年,东北老航校来此收集航空材料,有人感染中毒牺牲,有人留下终身残疾。中华民族向来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航空工业全体员工像战争年代那样,为建设一批现代化航空工厂而艰苦奋斗。

  在建设全过程中,中央把航空工业建设一直放优先地位,并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开“绿灯”。1952年春夏之交,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多次开会,进一步研究和统一协调航空工业建设问题。会上,李富春强调要积极创造航空工业从修理到制造过渡的条件,保证原材料供应和有关部门的配合,“要物给物,要人给人”。陈云强调飞机工厂就是精密机器的制造厂,要把航空工业发展放在优先地位。同时,在周总理的具体过问下,陆续从全国各地党、政、军和中央各部门选调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千部、技术人员,充实、加强航空工业建设。经过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精心筹划,于1953年拉开了航空工业建设大幕。

  整个建设是按照确保飞机制造进度,尽快发挥投资效果,分梯次展开的。从1953年起,首先重点建设南昌飞机厂(制造雅克-18活塞式飞机)、株洲发动机厂(制造活塞式发动机)、沈阳飞机厂(制造米格-17飞机)、沈阳发动机厂(制造喷气发动机);同时建设哈尔滨两厂。这几个飞机厂、发动机厂基本建成投产后,从1956年开始,才重点建设陕西西安、兴平、宝鸡等机载设备配套工厂。

  从中央到地方对航空工业建设全力支持,关怀备至,有求必应。在建设急需设备,国外又一时供应不上时,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批准,打开国家储备仓库,让航空工业部门挑选。沈阳航空发动机厂一次就挑走了553台设备。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多次召开会议,检查、协调和督促工厂建设进度。为保证沈阳飞机厂试飞跑道的施工质量,沈阳市断然决定削减当年市政工程建设量的三分之一。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省长邵式平、副省长方志纯都亲自过问南昌飞机厂的建设,多次主持会议和深人现场,组织指导建设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邵式平还亲自兼任建厂委员会主任。在他们的直接支持下,仅2个月,10千米输电线千米供水管道就完工了;仅9天,3000多米的铁路专用线就全线通车了。

  在建设过程中,航空工厂与建设施工单位团结一心,不分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日夜奋斗,千方百计加快建设进度和发挥投资效果。土建、设备安装交错进行;厂房建成一部分,就验收投产一部分。按照有关协议,聘请苏联成套专家到现场帮助设计和施工。从苏联成套引迸设备,也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建设进度和质量。

  有了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和高度重视,以及航空工业和全国各方面的一致努力,到1957年底建成航空工厂19座,学校19所,仓库4座。这其中13个是国家重点项目和苏联援助的项目,有8个提前一年到一年半建成;建成的项目经国家验收,质量全部达到“良好”。1957年底,航空工业拥有建筑面积355万平方米,金属切削设备11160台,为1952年的5.5倍;职工10万人,为1952年的3.3倍。所有这些,使中国由原来只能进行一般飞机修配,迅速转变为拥有现代工厂、设备和众多工人、技术人员的新兴航空工业国家。

  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航空工业,神奇般的崛起在世界东方。这当然归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归于中央、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正确领导,归于全国人民的支持。

  对于何长工为团长的赴苏谈判,对于苏联的援助,也是永远不该忘记的!苏联在“协定”草签后,未等正式签署,即付诸实施。派出修理列车,于1951年4月28日到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5月23日到达沈阳。该列车有技术人员和工人150余名和配套齐全的修理设备。6月10日,20名工程建设专家即到达北京开展工作。此后,又按照“协定”陆续派出专家、顾问,分驻航空工业局和各大修理厂,;大量航空器材、技术资料、配套成件,也从苏联源源不断运来中国。

  据鲍里索夫的《苏中关系》一书的有关资料,从1950~1960年,前苏联向中国派遣了8500多名专家,近1500名教育、卫生和文化方面的专家。据中国航空工业初步统计,1951~1961年,苏联先后按照协定,共派遣专家856名。航空工业从苏联引进了7型飞机、9种发动机、5种战术导弹和数百种机载设备的制造技术,苏联援建航空工业13项重点工程,以及成套设备、器材。

  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是感激的,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直到1989年5月,在会见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还表示:“我们从未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助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新中国航空工业更是如此。来源:人民网